William Xiong Wei

起因是我一直使用的iPhone手机被放在洗衣机里“洗”了，要用其他的手机一下感觉不习惯，便发邮件让GG先生从美国给我带一部iPhone 3G回来, 因为1代的iPhone已经不销售了，虽然我并没有打算要用3G。怪我话多的是，新版iPhone 3GS也上市了，我就说，也一起买一个吧，让我试试好在什么地方。

为此，GG专门打来电话，说一台3G的iPhone价格是499美元，3GS是699美元，“你真要买啊？”

我说，“既然麻烦你去一趟专卖店，你就买吧。”

不想GG说，“我感觉499美元买一部手机实在太贵了，699简直就是Crazy！”

一个Crazy, 把我从梦中点醒，便自含糊起来，“你要是感觉Crazy的话，要不先别买了，我再想想吧。”

“等我到南非，再帮你看看那边多少钱吧，估计不会这么贵。”看来GG是担心我会不悦，“找补”一下。

“那敢情好。”

放下电话，我便真的自责起来。花499美元买一部手机是否确实有些贵？而且不加思索地要再买一部699美元的新型号，我这个消费观念是否真的有问题？

今天看报上一则消息，谈到英国民众对BBC高管们的奢华生活以及公款滥用提出强烈质疑，其中提到这些高管曾经送给一位资深主播99.99英镑一瓶“天价香槟”。我马上就在心里计算，如果按现价大约10：1的比例，这瓶香槟也就1000元，很贵吗？就算是按曾经的大约15：1计算，也不过1500元。而我所知道的“天价香烟”，在中国可不会是区区1500元一条，“天价白酒”就更要昂贵了。

一向被我们誉为“贵族”的英国绅士们，会认为送给一位资深主播99.99英镑一瓶酒是不把纳税人的钱当钱，我们还没有十分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出手阔绰地购买LV, 瑞士名表甚至悍马，是不是确实“烧包”？更不用说我这样的工薪阶层大言不惭地要买iPhone了。

我们以为我们很强盛、很富有了。2007年，中国的GDP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强国”。不过那一年，中国的人均GDP排在全球第132位，同样在那一年，全球奢侈品消费当中，中国占到25%。

昨天石总来我办公室，谈到一个同学曾经富裕到为“每天必须要花掉15万现金而发愁”。没有做过有钱人，我想象不出来每天必须花掉15万现金会是怎样的烦恼，但我必须为自己不假思索地要买一部甚至两部iPhone而羞愧。

不仅仅是自责，反思了。

周四到周五，各大媒体头条新闻几乎都是流行音乐之王迈克尔·杰克逊病逝的消息。我在看到报纸头条之后，没有接着往下看，因为我不想随着文字去加入全世界亿万人共同的感伤，而这样的消息，从过去许多年迈克尔•杰克逊一直很糟糕的身体和心理状况来看，似乎并不突然。

我想，昨天到今天，恐怕互联网上点击率最高的词条也应该是迈克尔•杰克逊或者Michael Jackson，一个将永远属于历史的名字，一个我无法加上任何形容词的名字。

CNN称他为“流行音乐传奇”（Pop Music Legend）, 《华盛顿邮报》称他为“流行音乐之王”（King of Pop），而BBC则干脆称他为歌手（Singer Michael Jackson）……我想，他就是他，一个来自黑人音乐家庭的小男孩，曾经蹦蹦跳跳，曾经让这个世界随着他的音乐节奏而战栗。

昨天晚上回到家，看儿子正在电脑前戴着耳机听什么。一拨弄他脑袋，儿子转过脸来，看他脸上竟是挂着泪痕，我很吃惊：

“怎么啦，儿子？”

“迈克尔•杰克逊死了！”

我忽然明白，迈克尔•杰克逊并不仅仅属于我们或者之前的某个时代，而是甚至将会跨越历史的长河。

记得我发现迈克尔•杰克逊的音乐，还是在东单附近一个专卖进口音像制品的小店里。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MP3，甚至电台里也很少能听到来自国外的流行歌曲，我对美国音乐的了解只有《老人河》（Old Man River）（后来有人说应该翻译成《大河之歌》，我没有过任何的考证）、《我的肯塔基故乡》（Old Kentucky Home）这样反映美国黑奴生活、抗争的歌曲，当然还有《友谊地久天长》（Auld lang syne）、《哦，苏珊娜》（Oh, Susanna）。当我在那个小店里看到一盒磁带，上面印有一个清秀的小男孩，名字叫Michael Jackson的时候，我决定花14元买回来，听一听这个黑人小男孩能够唱出什么样的好歌来。仅仅因为小男孩调皮的眼神，那时候音像店里甚至没有海报，大家还不懂得为了某个产品要做推广。从此，我认识了这个后来红遍全球的流行音乐巨星。

我不知道迈克尔•杰克逊一生创作、演唱了多少首歌，但我知道，Beat It, Man in the Mirror, Thriller, Billie Jean等等是他的看家歌曲。不过，我更喜欢的是迈克尔•杰克逊的一些慢歌，比如Heal the World, You are not Alone, We are the World, Earth Song, I’ll be There等，听起来回肠荡气，意境深远。

说起来，我最喜欢的是迈克尔•杰克逊的声音，虽然有些“女声”的感觉，但具有极强的穿透力，正像书法的运笔，可以力透纸背，又像是杜鹃啼血，如泣如诉。他那著名的“太空步”，我却一直不敢恭维，原因是我还没有习惯看一个男人穿上那样的窄腿裤，配上黑皮鞋和白袜子，在台上抹过来、飘过去，虽然我知道，那样的装扮和舞步，可算是惊世骇俗。从这点上说，我更愿意把迈克尔•杰克逊看作是反叛，看着是美国黑人争取自由、民主、权力的斗士。

我很喜欢听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那激动人心的演讲，I Have a Dream. 其中有一段话，一听到就会让人热泪盈眶：

“……

I have a dream that my four little children will one day live in a nation where they will not be judged by the color of their skin but by the content of their character.

I have a dream today!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down in Alabama, with its vicious racists, with its governor having his lips dripping with the words of "interposition" and "nullification" -- one day right there in Alabama little black boys and black girls will be able to join hands with little white boys and white girls as sisters and brothers.

……”

看看那个时候，黑人小孩要与白人小孩拉拉手也是一种梦想，而有着这样梦想的Martin Luther King, Jr. 最后被谋杀了（1968年4月4日）。40年后，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当选美国第56届总统，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在2008年11月5日宣布奥巴马获胜的那一刻，我和美国人一样激动，不是因为美国人选出了新的总统，而是因为马丁·路德·金的梦想在那一刻让我们看到有希望变成为现实。

美国黑人争取自由、民主、权力的历史，可看着是全人类争取自由、民主、权力的一个缩影。而美国黑人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和思考以及行动，则不是我们所有人都具备的。奥巴马在他的书（The Audacity of Hope，2006年出版）中旗帜宣明地指出，“本书的主题是：我们如何开始改变政治与公民生活的进程。”他坚持认为，“为所有人敞开机会的大门，政府必须担当起重要的角色。”

我想，在美国黑人思考、行动的过程中，有很多人付出了智慧、艰辛甚至生命，其中也包括迈克尔•杰克逊这样的流行歌星。迈克尔•杰克逊用他继承于黑人音乐的流行音乐和激情，影响了美国甚至全世界的人们，让全世界的人们看到了激荡在黑人心中的奔放热情和顽强挣扎。虽然，迈克尔•杰克逊曾经也对自己的黑皮肤表现出羞愧和屈辱。

如果我们一定要说，有哪一个美国黑人最让人们无法遗忘，那一定是马丁·路德·金、巴拉克·奥巴马，还有大家的迈克尔•杰克逊（1958年8月29日～2009年6月25日）。

桌上放着一张报纸，本该收走，但我看着页面上老人的眼神，竟不敢挪开。

这是《北京青年报》2009年6月22日A2版《今日焦点》，题目是《三名大学生和一份孝道缺失调查》（http://bjyouth.ynet.com/article.jsp?oid=53235867）。

在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翟玉和的资助下，三名大学生田景军、付玄、王彪于今年2月开始了“山东曲阜”之行，来到这个中国儒家文化发源地，深入43个村庄、探访2000多个家庭，对1186位65岁以上老人的生存情况进行了综合调查。结果令人震惊：老人与儿女分居者占72.2%、三餐不饱者占5.6%、衣着破旧者占85%、生活必需品不全者占90%……

这是在曲阜，曾经的孝道之乡，这是在中国，我们曾经崇尚“百善孝为先”。

《孝经》有云：“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被调查的一名村干部却坦承，“《孝经》在当代是一本难念的经。”

如果不是亲历，恐怕三位大学生的记述实在很难让人相信。他们的结论是：“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西龙泉村的一位老人有三个儿子，其中二儿子是教师。老人曾赴镇上告发三个儿子不尽孝，二儿媳认为老人‘成心丢儿女的脸’，将老人的窗户砸了，还扬言放火烧屋。田景军手指用木板、塑料布、报纸遮挡的窗户强调，‘2月下旬，夜晚零下十几度啊！’

“屯里村村民熟知‘村中一景’，每日中饭、晚饭时，88岁的老太太便准时坐在儿子家门前的石墩上乞食。据邻居告知，‘给不给饭，全凭儿媳妇高兴’。有时，儿子斗胆开门递给母亲饭碗，愠怒的儿媳妇便开骂‘自己都吃不上饭了……’讨不到饭，老人就怏怏离去，用麦粒换煎饼吃。

“但是，1186位被调查的老人中，真正愿意说出自己遭遇的却不多，许多老人直面采访时都守口如瓶。田景军他们认为，一是不敢说，怕子女知道；二是不能说，家丑不外扬；三是不想说，即说了也白说。有老人就直白地问过田景军，‘说了管用吗？’

“在新村，一位91岁的独居老人也许耳背，也许因难言之隐而装聋，面对问话老人毫无反应。同样，调查组在屯里村见到一名老人头裹纱布，据邻居说被儿子打破。调查组欲探究竟时，老人却起身回屋将院门紧闭。

“走遍43个村，调查者还发现一个共性：每个村的村外树林或空旷处都有‘躲儿庄’——三五户、五六户甚至十几户不等的老人群体，老人们‘躲儿’的原因不一，有的是被赶出家门，有的是为‘躲清静’、‘眼不见心不烦’。

“如果家有不肖子孙，老人必定绕不过‘三最’——吃的最差、穿的最破，住的最旧。一位老人冬天的蔬菜是一缸腌制的胡萝卜，另一位老人几乎日日馒头泡水。‘我有钱是他爹，没钱他是我爹，’一位老人以无奈口吻表达对子孙的不满，‘过去我一个能养七八个，如今七八个养不了我一个。’

……”

字字血、声声泪！我仿佛看到一个黑白颠倒、无有纲常的黑暗年代。

当我们读到这些故事、看到这些数字，还能够陶醉在我们所谓经济增长的喜悦中，还能够自以为是地说我们的教育事业已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那我们只能说，我们已经甘愿“恬不知耻”，苟且人生！

拖了一条残腿，就着粉墙黛瓦映衬下的一缕斜阳，就要作别徽南了。

临行之前，司机对我说，如果你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到渔梁古镇看看，那里说不上多有特色，但总归来了一趟，几分钟就可以走完的。

既然“几分钟就可以走完”，而且确实还有一点时间，我就让司机把我直接放在了渔梁古镇的入口。

门票30元，加上渔梁古镇这一颇为大气的名字，我以为可见岳阳楼边“沙鸥翔集、锦鳞游泳”般的十里繁华，不想渔梁古镇实为一弧形小街，沿江（新安江）而建，仅有约一公里长。小街宽约六尺，两边次第排开木板瓦舍，是那种木质本色、可卸下木板直接搭就卖货柜台的旧式铺面房，与川西平原众多小镇上的建筑极似。所不同的是，这里的小街和房舍因为沿江而建，地势便有高有低，虽不用筑就台阶，但徐上徐下、徐左徐右，倒也有些曲折。因为太阳快要落山，一些店铺已经关门，只是还有几家砚台作坊和售卖竹制小玩具的小铺还自顾自地敞开了铺面，伙计们做着自己手上的事情，对街面上寥落的行人甚至懒得看上一眼。

小镇如此的简单，以致让我疑心这不过是当年的一个船埠，赤足走来一些行船的伙计，放下几尺从下游贩来的花布，便可吆三喝六地坐在木凳上喝上一壶，祛除身上江风的阴寒。实际上，在现存的古鱼梁石坝不远处，便有码头，从这里登船可下新安江“十里画廊”，据说其景色不亚于漓江之美。可惜我已是身不由己，不得不返了。

虽然5分钟之说有些夸张，但确乎在很短的时间，我已经走到小镇的尽头。再往前跨一步，就会上了沥青铺就、往来疾驰着卡车与长途汽车的大马路。历史与现实仅一步之遥，让我到底还是有些恍惚。转回头，绕过一户人家的后院，径直来到江边，沿着据说也算“徽州古道”的小径往镇口返，心中还在狐疑，这样一个“开口”的小镇，门票恐怕就是对我这样的“一次性”游人还比较有用吧？

新安江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宽阔，也没有什么“波澜”，平静的水面像一面绿色的镜子，透射出江对面紫阳山的起伏山峦。山不高但青、水不急而缓。见或间，会有戴了斗笠的渔人摇着竹篙、荷了几只鱼鹰，把黑色的乌篷小船悠悠地荡过，在水面上划出徐徐的波纹。时而，渔人还会向江边垂钓人的鱼杆瞟上几眼，似有些不屑地摇摇头，做出不相为谋的神态，不过手里竹篙的节奏并未减慢，沿江而上终竟还是要些力气的啊。

从渔梁石坝上再次走过，真要就此着别徽南的悠然和闲适了。回头看看，历史的风雨似乎并没有冲刷掉几许岁月的沉寂，只是夕阳西下，暮霭渐浓、渐沉了。

赌博是明令禁止的，所以无有可能全民赌博。

不过近两年的时间，我一直在留心的变化，甚至每天中午会打开一个固定的网页，看沪市、深市股指的变化曲线，与股民一道忽上忽下地悬念。有时候，我还会和炒股、做基金的朋友聊天，讨论大盘的变化。

其实，我对股市毫无兴趣，也从来没有打算要在哪一天去试试水。有朋友很奇怪，“你既然不打算炒股，干嘛那么关心股市的变化？”我说，“那是因为，股市的变化已经与民众的悲喜息息相关。”

坦率地说，我对股票的知识几乎为零，甚至连什么是A股，什么是B股都不知道，当然我也不知道是否有C股、D股之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叫IPO，什么叫蓝筹，什么叫创业版，所以我知道自己所谓关心也只会是瞎关心。我之所以每天想要看看股市变化，的确是放不下对民众的担忧，这两年股票市场的大起大落，不知道造成了中国民间多少的悲喜剧。我知道在股票风头很劲的一段时间，大约是沪指七八千点的时候，甚至有人预测上到万点之上指日可待的时候，我周围有很多的人，将余钱投入了股市。我还知道周围有朋友借钱投入股市甚至放弃工作全天候伺弄股票。

那时候，有一个20多岁的孩子对我撒谎说她奶奶生病住院急需要用钱，希望我借她一些钱救急；我当时就对这孩子说，你奶奶生病住院，那我去看看她老人家吧。没想到这孩子竭力反对，这引起了我的怀疑。后来我知道，她是想借一笔钱和男朋友一起炒股票。

于是我知道，股市已经让不少的人变得狂热。但我总是怀疑我的固执，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炒来炒去，这股票怎么可能创造价值、怎么可能让大家都变成富人呢？当然我知道我在这方面很是无知，资本市场甚至已经变成很多企业、个人盈利的主战场，我却一直弄不明白，投机怎么可能创造价值！

后来股市狂跌，有人跳楼了，有人消失了，有人缄默不语了……我看到周围很多的人心急如焚，好像天就要塌下来，好像全体民众的喜怒哀乐全都和股市联系在了一起。于是我也很着急，希望这个让人欢喜让人忧的股市能够让大家高兴起来。于是我不仅看曲线，甚至要看股评，虽然看不懂，但是专家预测是看涨还是看跌抑或是保持不动，我都希望快啊快点，让大家赶紧知道。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股指曲线，根本就和专家们的预测没有任何联系。有联系的倒是一会儿国家出台放宽二套房房贷了，国家要加收印花税了，某某企业换老总了，某某地方水灾了……我很是不懂，这个股票还有什么做头，如果一个企业换老总了或是国家出台什么政策了甚至某某要人讲了一句什么话了都会影响股市的变化，那谁有本事真正知道这个股市到底会如何变化呢？而且一句话出来股票就涨、一句话再出来股票马上又降，这么“数据敏感”的一个市场，怎么可能让普通老百姓正确把握？对普通民众来说，这难道不像是一种赌博吗？

一想到赌博二字，我便很忐忑。怎么可能全民都在赌博？

这个想法在我心里憋了很长时间，因为我不敢去请教别人。我担心这样的问题太过肤浅。我实在有些虚荣，害怕贻笑大方。

直到前天，见到出差回国的GG, 我才斗胆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这股票究竟像不像是一种赌博？难道真有规律可循？”我想世行的高级经济学家，大致不会过于谬误。

GG谨慎地答复我说，“是不是赌博我不知道，但要说有什么规律，我还看不出来！”

一个市场的发展要是没有什么规律，那么在里面折腾的结果不是赌博还能是什么？也许很多人会说，“是投资啊！”

以我愚见，如果是投资，那就投入下去直到让它产生效益好了，哪有今天买、明天抛、后天再买、大后天再抛的道理？这么抛来抛去就能创造价值大家分红去了？

我以为我还是看不懂，但如果能够有人告诉我这不是一种赌博，我想我必须先谢过了。

我唯一担心的是，我们的民众，都陷到这样的赌博当中拔不出来，眼里只有数字和金钱了；而最可悲的是，血汗钱可能还都全部没有了！

媒体报道，披露今年高考期间在吉林松原市出现大规模严重舞弊，从考生、考生家长到老师甚至到官员，参与人员之多、恬不知耻其甚、产业链条之长，令人震惊。

据称，由于历史上频发高考舞弊事件，今年松原市专门成立了由主管副市长挂帅，由教育、公安、电信等18个部门联合组成的高考委员会，“严抓高考舞弊”。但在这样高规格的严查、严抓、严打之下，高考舞弊仍然愈演愈烈，并且朝着组织化、产业化、准黑社会化方向发展。《北京青年报》的评论认为，“面对全方位、大面积的严重舞弊现象，以往监管执法部门打击高考舞弊的手段仿佛全部失灵了。”北青报称这一现象为“基础秩序”的动摇。

何谓基础秩序？

按照社会学的分析，“基础秩序”是指在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如果一些制度措施反复失效，有时并不是因为制度安排和设计出了多大的问题，而是因为制度运行的基础和条件出了问题，这些基础和条件就是“基础秩序”，主要包括道德秩序、信用结构和社会生态等内容。

这一结论确实有些让人感到悲观。如果一个社会的“基础秩序”已经出现动摇，那么再完美的制度设计和调整，又能耐之何呢？

前不久有评论在谈中国的官员们需要培养一些知耻文化，因为大量的贪官已经不认为腐化、贪污与廉耻有什么样的关系，首先想到的会是，唉，我怎么会如此不小心呢？

而本次松原高考舞弊让人看到的是，许多的考生、考生家长甚至是老师，不认为考试舞弊有什么可耻，相反会认为，别人都作弊，我不作弊那不是傻子吗？甚至有考生走出考场，父亲问他，

“抄了没有？”

儿子答曰，“我没敢抄。”

父亲当胸一拳，“你真笨！”

当舞弊变成一种常态、当舞弊变成全民的一种共识，这个社会还企望有信义、有道德吗？我们还能期望看到有公平、有正义吗？

当然，我们相信吉林松原只是全国高考的一个小考场；但我不怀疑，这个小考场所反映出来的，却是一种不知廉耻的毒瘤正在我们这个社会的肌体当中滋生、蔓延。弘扬中华文化、创建和谐社会，看来绝不是锦上添花之举，而是“从娃娃抓起”的无奈！

今天北京天气很热，据称室外最高已经达到38度。

因为早晨到办公室比较早，我本没有意识到外面的炎热，但稍后到来的同事迫不及待地给我关上窗户、打开空调，于是我好像和外面隔离开来。

但不时间，还是收到同学、朋友的短信，提醒我今天“可以穿开裆裤”、“可以想玩就去玩”，甚至“可以想尿床就尿床”，我才想起来，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一个属于所有孩子们的节日，怪不得早晨隐约听到广播里主持人在兴奋地对大家说，今天的少年儿童，已经过上了从未有过的幸福生活。

我不怀疑节目主持人已经过上了从未有过的幸福生活，但我不会像她那么旁若无人地竟自兴奋起来。

节日，我想其目的如果不纯粹是为了找个理由喝酒吃肉，那么总是为了彰显、弘扬点什么，简单而言就是Make Noisy, 然后提醒普天下所有人，嘿，注意一下啊，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是很重要的哦！于是，我们有了妇女节、有了青年节、还有了儿童节和重阳节等等，这里的妇女、青年、儿童、老人，曾经都很担心会成为社会所漠视的部分；后来也有人呼吁为什么没有一个男人节？我想那是不应该有的，如果真的设立了一个男人节，那么就等于承认，这个社会所有的人，都有可能被漠视。因此男人们忍辱负重是应该的，即使被漠视了，也不要试图去设立什么节日来提醒别人。这是题外话，今天这个日子，是应该让大家都注意一下，儿童是很重要的。

今天的少年儿童，也确实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未来，好像也找不到理由说不幸福：

所有的孩子，富家也好、穷家也罢，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除了星星月亮确实不好摘下来，其他的事情，只要是孩子的愿望，总是努力地去要满足；

今天的孩子，置身于从未有过的物质富足当中，买不起至少还看得到，他们的视野，早已经不是用水彩蜡笔可以简单地描画出来；

今天这个社会，也已经具有了空前的科技进步，想把孩子培育得漂亮一点甚至选个男或是选个女都不是不可以做到……

孩子们啊，那你们还缺什么？

在我看来，今天的孩子们，还缺少的，是一点点的孝道：哪怕还有一口水，这一口水不是应该给自己，而是应该给自己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应该给自己的父母；今天的孩子们，还缺少的，是一点点的师道尊严，“一日为师、终生为父”，那些守护我们、教育我们的老师，是我们一辈子的恩人；今天的孩子们，还缺少的，是一点点的责任，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天生为了享受所有人对我们的恩宠，我们一生的价值，是为了给这个社会做那么一点点的回报。

这样的意识，也不是要等到孩子成年之后再去感悟，而应该把它们从小根植到孩子们的脑海。弯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走，也不应该是一代一代的人应该去承受。所有的孩子们，应该比我们更阳光、更健康、更坦白！

孩子们，我喜欢你们。

这个世界，到底还不是一个能够讲理的世界，不然也不会有此起彼伏的战争。

看到伊朗总统内贾德放言要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就世界安全与和平问题进行“公开辩论”，我便很佩服这个看起来个子不高、一脸落腮胡子的家伙。早在2007年，这位先生就提出要和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进行“公开辩论”。“内贾德建议，他和布什在联大上各自阐述对伊拉克战争等国际问题的立场，由近200个成员国的代表做裁判。内贾德同时表示，通过这样的电视辩论，全世界都能了解到，美国人只知道使用武力和自己的优势来粗暴地解决问题，伊朗的解决之道则能够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对于内贾德提出的这一建议，白宫方面断然予以拒绝。”（http://news.sina.com.cn/w/2009-05-26/110917892693.shtml）

所谓真理不辩不明，当时我就有些不明白，既然都认为自己在理，那么“公开辩论”一下又有何妨？假如内先生真是不讲道理，那联合国“近200个成员国”的眼睛难道不是雪亮的？如今，内先生又对意气风发的奥先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勇气和执著实在让人钦佩。不过我估计奥先生不会马上接招。

平等对话，是国际社会所奉行的准则，大家都这么说，但好像真能做到的，并不多见，想要认真讲个道理，看起来并不那么容易。联合国大会应该是一个可以讲道理的地方，但“最高权力机关”安理会作出了决议，人家“扬基叔叔”不爱听，照样出兵伊拉克，其他“近200个成员国”只能干瞪眼，联合国秘书长也只能“表示遗憾”，就算是战争结束掘地三尺也没能找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近200个成员国”又能耐“扬基叔叔”鸟何？

所以，这个世界还不是一个能讲道理的世界。

我不懂国际法，脑子里没有概念，世界上的事情，应该到哪里去讲个道理。今天还有新闻：《日本最高法院判决日军遗留化武案中国原告败诉》（http://news.sina.com.cn/c/2009-05-26/214317894786.shtml）。其中说道，“新华网东京5月26日电 日本最高法院26日就两起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中国受害者要求日本政府赔偿的诉讼请求。至此，两起历时均超过10年的诉讼以原告方败诉告终。”

我想这样的结果恐怕并不出人意料。两人打架，某甲欺负了某乙，某乙很受伤，多年之后伤口还在痛，遂找到某甲，“你给评评理，到底打人对不对！”

某甲说，“谁打人都不对，但你现在证据不足，你怎么能肯定你现在的伤痛是因为我当年打你造成的呢？凡事要讲道理嘛。”

这个道理应该到哪里去讲？

晚上回家吃方便面，一边吹气让面条可以快一点凉下来，一边随手翻一张报纸（《作家文摘》2009年5月26日）。正好有一篇文章也谈到日本（摘自《环球》杂志2009年第10期）。文章大意是说，虽然中国的GDP在2009年，或者至少在2012年有望超过日本，从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但中国比之日本，还有很大差距，比如我们的高科技创新能力技不如人，我们的人均GDP大约只有人家的十分之一，我们的企业管理水平也还有相当的差距等等，等等。末了，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于铁军先生有云，“中国要建和谐社会的话，最好的赶超对象就是邻居日本。”于先生的依据是日本的医疗水平、社会保险和交通便利，在日本就医非常便捷，可以享受到非常人性的服务，但中国在这方面与日本的差距还比较远。

我不敢去质疑专家的学术观点，但至少不认为日本是一个所谓的“和谐社会”。一个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不愿承认自己所犯下的滔天战争罪行甚至在“国寺”中供奉着战犯牌位的民族，怎么可以被认为是“和谐社会”的典范！

这个世界，哪有理可讲！

舞蹈于我，属于高雅艺术，按理扯不上什么关系，我连“喜欢欣赏”也断然不敢就张口说出来。

很久很久的以前，大约是因为办公室里有《北京晚报》的缘故，我曾有那么几天很专注地留意报纸夹缝当中的“征婚启事”，不为别的，只是很奇怪，为什么征婚的男士也好、女士也罢，通常都会把自己描述为“喜欢音乐”、“喜欢读书”，或是“喜欢旅游”，此样人等十有八九。我奇怪的是，在我周围，似乎并没有那么多真的喜欢音乐、喜欢读书、喜欢旅游的适龄人群。后来琢磨，大约喜欢音乐、喜欢读书、喜欢旅游虽然比较模糊但说起来还算高雅，最不用有任何心理负担到时候对方责问自己当初缘何要胡编乱造，喜欢并不表示自己真的要去做不是？

不过如果让我来描述自己，好像我也不能免俗，我也会填上“喜欢音乐”、“喜欢读书”、“喜欢旅行”，当然原因很简单，一是我真的喜欢，二是因为这样的喜欢门槛确实也不高。但我断不会填上我“喜欢舞蹈”，原因当然也很简单，一是我实在不懂舞蹈语言，音乐剧《巴黎圣母院》里的舞蹈、舞剧《红色娘子军》里的舞蹈、杨丽萍《藏谜》里的舞蹈，抑或最容易联想到的舞剧《天鹅湖》里的舞蹈，其舞蹈元素恐怕都是不一样的，实在不是我这样的外行可以轻易理解；二是我更愿意相信，音乐的内含要大大地丰富于舞蹈，舞蹈可算“具象”，而音乐却可以想象，于是在舞蹈于音乐之间，我认为如果需要把二者放在一起，那么音乐的元素要比舞蹈更重要，或者说好的舞蹈一定要配上好的音乐。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舞蹈和音乐需要放在一起，那么只可能有四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舞蹈、音乐俱佳，那是至高享受；

第二种情形：音乐很美、舞蹈一般甚至很糟，那我们可以很容易地闭上眼睛，只欣赏音乐；

第三种情形：舞蹈很漂亮、音乐一般甚至很糟，很难想象舞者如何能够表现出内心的情感，而观众也不能简单地捂上耳朵；

第四种情形：舞蹈不怎样、音乐也不怎的，那就干脆走人算了。

总之这个舞蹈是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我一直不敢说自己喜欢，因为不懂。但我想，舞蹈是一定需要音乐的，而且需要好的音乐，否则就会比较别扭，北京人说是“拧巴”。

昨天上地坛锻炼，路过一空场，见一群中老年朋友在跳舞，衣服光鲜、神采奕奕，颇现生活的丰富与多彩。不过一听音乐，便觉滑稽了，朋友们试图飘逸的舞步所配音乐可能是邓丽君或很像邓丽君的歌，正好唱到：“我……爱你，我……恨你，我……悔恨……”

我不知道音乐这么不断重复的时候，一对对的中老年朋友们相互如何对视、如何配合上音乐及歌声的节奏。当时我就想，过去看电影里上海人聚在一起跳舞，往往会弄上一个乐队来伴奏，或者哪怕只是一只小号一把小提琴呢，可能需要的是音乐与现场情绪的高度配合。而我们这些中老年朋友啊，真是不容易，怎么就没有人想到制作一些适合他们跳舞的音乐呢？也许有吧，只是我多虑了。我不知道今天在上海，中老年朋友们跳舞会配上什么样的音乐，但北京的朋友们所配的音乐，实在是可反映出北京人的特点：大方之地、海纳百川！

距离呈坎大约5公里，穿过大片油菜花地，便来到古村唐模。

要说唐模的特点，在我所走过的这些古村落中，倒也十分的鲜明，那就是古朴与典雅的结合、草根与庙堂的融汇。这样的融汇，看似突兀，实则俨然，过度合理，曲折有度。能把如此跨度的不同装点在一起，可以想象，唯有历史的不屈不挠方可以做到。

经当地人指点，我从村后的小溪流顺了汩汩的流水往前走，首先是一个窄窄的行廊，把村外的农田和通往村里的小道连在一起，让人想起先辈的体贴：风里雨里，有了这样的行廊，村人便都在她的庇护中行色俨然，不急不躁了。

到了行廊的终点，眼前的小溪豁然变宽，小溪两旁或高或低、或疏或密的黛色民居，迎着正午暖暖的阳光，把倒影懒懒地映入潺潺溪水，其间忽而会有一道或是两道青石铺就的小桥，把这一头的小径与哪一头的小径连在一起。间或会有妇人拎了菜篮来到桥边，顺了台阶走水边，用绿绿的嫩菜将同样绿绿的溪水漾出漫漫的清波。两旁建筑中有普通的民居，也有显赫的宗祠，偶尔还有中正严明的书院，谁都能看出来，当年的唐模，富贵荣华、土豪乡绅、介介草民，共荣共生、和谐相处、一派烟霞，真个是今天的“文明示范”。整个村庄里的房屋，都倚在了这条小溪的两旁，仿佛当年是先有了这条小溪，才有了唐模。

小溪旁边，还有一处长约40米的“美人靠”，临溪而建。此时，正当正午，村中一溜妇人，或长或少，聚坐在“美人靠”上，或谈天、或说地，张家长、李家短，正似一天中最欢畅的时候吧。见到有外乡人过来，哪家的姑娘或是少妇甚至还会以手掩面，状若羞怯，想来是不愿被人摄到镜头里去。“美人靠”的旁边还畅开着一个小门面，村妇在小火炉上用铁锅煎着滋滋冒油的夹菜小薄饼，一块钱一张，卖给写生嘴馋的学生娃们，小生意看着很是红火。

过了卖薄饼的小门面，告别晃若昨天的“美人靠”，从一座横跨溪上的廊桥开始，便是唐模入村的长廊。因为我是从村后穿过来的，所以走过村里的繁华地段，便是来到了村前的“烟柳画廊”。令人惊异的是，与一般的村庄不同，唐模显然是经过大手笔的创意和设计，最令人称道的是神似西湖的檀干园，此园以周围遍植参天檀木而得名，园内竟置“三潭印月”、“湖心亭”、“白堤”、“玉带桥”、“镜亭”等胜景，沿湖四周尽现各色奇花异草，以油绿映衬红粉，还夹有春天里难得见到的莹莹红叶，真个是满园春色胜似江南了。若不是亲眼所见，断难相信这是当地一富绅为了取悦其母欲赏杭州美景而不得的孝顺。在檀干园的镜亭内，还珍藏有十多块历代名家书法碑刻。在这里看到朱熹、苏轼、米芾、董其昌、黄庭坚、祝枝山等大家的手笔，可想当年唐模的兴盛和荣耀。谁叫人家翰林辈出呢！

见或，有农人牵牛而过，步履俨然，料不得就是当年的翰林之后，湿漉漉的草鞋溅起点点泥浆，空气中，约略便有了些泥土的芬芳，还有着禾苗的微甜。沿着溪流一路往村口走去，木质水车依然哗哗地哼着时光的老歌、演武场上败落的土墙静静地依偎着无声的野草，而小溪两岸间或参天的古檀随了微风轻慢地叙述着老去的传说，让人仿佛要置身在明清时候的老旧乐章里，静得出不来，也不想出来了。如果正常从村口进村，到达农舍所要经过的“烟柳画廊”，说起来远比村子里的“干道”要远上好几倍。我还没有见过哪一处的村庄，可以有如此的铺排，要见到村中主人之前，须要经过很是漫长的仪仗，果然不俗啊。

早晨出去谈事，其间同学鱼虾打来电话，似有话要说，我毅然截住：“等我打给你吧，现在忙着呢。”鱼虾倒也没有二话，把电话放下了。

中午从外面回来的路上，忽然想起给鱼虾回个电话，便从手机的“通话记录”中找出最近的红色标注的028-********拨了过去。没想到，接电话的不是鱼虾，而是20多年未见的赵亚群老师。

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间里，已经和赵老师寒暄起来，20多年啊，声音竟然都没有变。

说起来，赵亚群老师当年是初八一级二班的班主任，我则是在初八一级一班。赵老师除了极偶尔的有那么一两次因为我们的班主任黄芘老师生病而给我们代一两堂语文课，其他的时候，可算“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因为那时候刚刚恢复重点班，而且第一届初中就我们两个班，早操、课间操、下午锻炼以及什么年级活动，其实就是我们两个班这么大约100号人在一起，因此印象倒也非常之深。而且不好意思地说，印象很深还有另外的两个原因：

一是赵老师虽然年轻，但给人十分严厉的感觉，与我们班的黄老师很有些不同，于是虽然不属于赵老师的治下，但见到赵老师的时候，我们也不觉有些局促；

二是赵老师年轻漂亮，在我们那个中学大部分是老先生当老师的环境中便显得鹤立出众。

我印象很深的还有那么一次，有一个同学因为早操没有赶上，受到黄老师严厉批评。这位同学颇有些不服，便质问黄老师，“就算我今天没有赶上早操，那为什么有的时候赵老师可以不来？”我记得当时的气氛非常的紧张。黄老师迟疑了一下回答说，“你别跟人家赵老师比，赵老师最近不能出早操，因为她有女人的病。”我那位同学还是不服，“什么是女人的病？”黄老师显然是有些不高兴了，“你不要问那么多，跟你也说不清楚。你就说，你错了没错！”

现在想起来，真是笑从中来，多么单纯的一代人。那个时候，我们早晨6点出门，6：30分集体早操，或围着围城公路跑步，或在学校的400米跑道上猛跑，班主任老师总是和我们在一起的，因此才会有我们一班的同学没有赶上早操，要问为什么二班的老师也没有上早操。可见那时候在我们心里，老师和我们有多么的平等，而且老师真是把业余时间都花在了我们的身上。

今天赵亚群老师告诉我，她已经退休好几年了。我有些恍惚，在我的印象中，赵老师留着齐肩秀发、身着粉花衬衫，风华正茂的。那时候二班主要是住校学生，感觉上比我们要调皮许多，但见到赵老师通通都是“老鼠见了猫”似的鸦雀无声，但一旦老师不在，便像张清元老师所形容的，“看你们学习不认真，吃馒头倒是个个都满面红光的，没出息！”

这些事情过去很多年了，但在我脑海里依然清晰，甚至仿佛就在昨天。很多的时候，我为此羞愧，怀疑自己是年龄大了，开始无法遏制地要回忆过去。

但前两天看报纸，有篇文章说到著名作家苏童，他有一句话让我很感安慰，“一个作家写来写去都会回到童年。”因为他认为，成年之后，我们光是去探访这个童年记忆就够我们一辈子为之努力了。

苏先生的这一观点好似给我找到了理论依据，我便也想心安理得起来。因为我从来没有怀疑，我所经历的年少时光，虽然有很多的苦涩和艰辛，但不缺少天真和烂漫。一路伴我走来，有那么多的恩师和伙伴，人生变得色彩斑斓而且足够我去探访、去回味了。再说，童年时心灵的纯真以及对所有人的友善和敬意，难道不是我们今天所孜孜以求的全部？

早晨听新闻，言“国内首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包某某康复出院。”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过一会儿，又言山东省患者吕某某如何如何，我便有些不悦了。

话说中国文字是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字，不知道是否还需要加上“之一”加以界定，但就算是“之一”吧，也据说可表达出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种文字更深邃、更有文化的丰富含义。怎么到了称呼我们的甲型H1N1流感病友的时候，就只能唤作“包某某、吕某某”了呢？

在我记忆深处，“包某某、吕某某”通常用于文革期间公判大会场合。主持人义愤填膺地振臂一呼：“把现行XXX份子刘某某、王某某、康某某给我押上来！”随着这一声呵斥，台下数万工农兵学商革命群众高声呼喊口号：“打倒刘某某、打倒王某某、打倒康某某，无产阶级XXXXX胜利万岁！”然后就有民兵战友荷枪实弹，次第将双手反绑、背插草标或是木板标牌上书刘某某、王某某、康某某名字并在名字上用红笔打上XXX的刘某某、王某某、康某某推将上台，进行公开审判。我曾经就有一位大学的同班同学因为多次偷窃被拘，由公安机关在学校操场召开“公判大会”，当时就被称为X某某，以同样的方式被押将上台。

今天，我们在为不幸或是偶然感染了甲型H1N1流感的病人康复出院或是报道他们的病情时，忽然也出现了“包某某、吕某某”这样的称谓，直让我匪夷所思。既然我们的语言和文字那么丰富，我们难道找不出比这更人性化的称谓？比如包先生、吕先生，或者哪怕是小包、小吕、老包、老吕呢？

也许是我敏感了，听到“包某某、吕某某”这样的称呼便无端地感到不快，以为是对我同胞兄弟的极不尊重。但无论如何，我不知道是否有解释可称，其实“包某某、吕某某”还是挺亲切的一种称呼！我们在叫“包某某、吕某某”的时候其实一点都不感到冰冷。那样的话，我只得承认，我的语文真是学得太差了。

前些日子偶然参加了一个培训，内容是如何做好心理陪护，帮助孩子尤其是地震灾区的孩子激发出他们自身潜在的美德加以弘扬，并把他们天生不甚具备的美德加以引导和培养，让他们更加健康地成长。

培训师来自一个国际组织，具有多年从事美德培养计划的经验，她所归纳、整理的人类所具有的美德（Virtues）计有50多项，并总结推荐了五大策略以实现上面所谈到的美德激励目标。

在我看来，这些美德说起来对我们并不陌生，也常常是我们挂在嘴边的标语，但如此详细地加以整理和系统化，对我还是很有启发的，因为有一些美德如果不加以提醒，可能慢慢地要被我所忘怀了；该培训师所总结的五大策略，每一样对我也不算陌生，但如此系统地加以提炼、排序、归纳，倒也醍醐灌顶、豁然开朗：道理说起来都很简单，但要有意识地加以运用和发展，却不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培训师是一西方人，因此她所用的语言、词汇，可能与我们所理解的意义并不完全一致，包括他们的思维方式，也和我们不尽相同。以我粗浅的认识来看，人有各种各样的特质（Characters），每个个体会具备这些特质当中的这样一部分或是那样一部分；而这些特质中，又有相对积极的（Positive）部分、相对消极的（Negative）的部分以及也许无关紧要相对中性的（Neutral）部分。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激发出一个人相对积极的部分、疏导并转化其相对消极的部分。也许我们用美德来命名这些相对积极的部分有些夸张了，有很多这样的特质只是相对比较积极而已，还担当不起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能认定的美德一词。因此我认为这一国际组织的“儿童美德发展计划”（The Children’s Virtues Development Project）也许在中文名称的翻译上还有可商榷的地方，不然容易引起一些理解上的误解。

此外，美德，或者说是“积极的人性特质”，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恐怕也会有不同的定义。比如在今天的美国和伊拉克，因为价值观和所处立场的不同，在积极与消极的判定上就会有不同的标准

这样不同的判定标准，有时甚至会产生思想上甚而是实际上的冲突。比如在培训一开始，培训师提出一个问题：人是什么？

这个问题着实让我有些犯难。就像老师问我水是什么，我可能只能解释水是两个氢原子与一个氧原子的结合体。越是简单的问题越是难以回答。再往下想，我想回答说：Human Beings is just a kind of little bit advanced animal among others living on this world, by chance, it temporarily takes the position to conquer this land, and it should try to improve its virtues to live with its partners with harmony. （人是比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动物略微高级一点的一种动物，偶然地，人类取得了这个世界的主宰权，他应该不断提高自己的美德以便能够与他的伙伴们在这个世界上和谐相处。）

不过出乎我的预料，有不少学员的回答是，人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生物，有着很多特出的美德与优点，因此他应该不断把美好带给这个世界。包括培训师本人，也持这样一个观点。

也许出于礼貌（隐忍在这个时候或许是美德、或许不是，或许这可以解释我所认为的美德的相对性），我没有起来陈述自己的观点：其实人是很暴虐、很自以为是，而且一定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人“的恶劣动物，人需要做的是不断修正自我、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这样才有机会与这个世界和谐相处。

接下来的“引导”更让我有些“义愤”。培训师自问自答：

“如果我们突然发现一座金矿，我们会怎么做呢？”

“我们一定会马上去开采，把那里的金子都发掘出来。”

我想对她说，“这是你们西方人的观点，而且你们向来就是这么做的。但如果我突然发现一座金矿，我一定首先要弄清楚，它是属于谁的，而不会不问究里马上举起我的铁镐。”

还是出于礼貌，也还出于理解（她恐怕是希望用金矿来比喻人身上所潜在的美德），我忍住了。

培训的过程中，这样的“引导”和“例子”有很多。我想，培训师的目的是“积极”的，不过是她举出的例子或采用的方法与我的认识和价值观有差异，所以我还能理性地加以批判的吸收，一方面说明我有择善而从的美德，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并不坦率。再比如培训师在谈到我们应该经常夸奖别人的美德以让对方以此为豪并不断努力弘扬的时候，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如果有人夸我们今天的发型很好看，我们会不会很高兴？并真的认为我们的发型很好看，要不断地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有多美？”

我很想对她说，“No, 一个人美不美、发型是否好看，不取决于别人说什么，自己首先要对自己有正确的评价，否则就会真的自以为是。”

我不知道是否其实是我有些偏激了。

再往下想，我还疑心，今天的中学生、大学生们不少的厌学、挑战老师的权威，是否也是因为我这时候的“批判”心理，怀疑心态。但愿，这样的担心只是因为，是我消极了。不过有一点，在我的记忆当中，我上学的时候从来没有怀疑过老师们的权威，更没有试图去挑战老师们的权威，我相信我周围的同学们大抵如是。这样看来，今天的学生们，到底还是进步了。

一早，就接到一个浪迹北京的孩子（应该也过了25啦）的短信，问是否有适合的工作，因为上一份工作刚刚结束，一个人在北京，要交房租、要吃饭，捉襟见肘了。而就在前天，刚刚有过去的老同事来电话，看是否可以帮助给一个也是在北京漂泊、而且还需要供养远在广西的中学生儿子的母亲寻找到一份适合的工作……

寻找工作，已经是朋友间每每互通电话、短信、邮件时候一个有时为别人、有时为自己的话题。而每当在这样的时候，我都很为之犯难：生计的话题，除非到了万不得以，即使是朋友，一般也万万不会轻易开口的，因此这样的“忙”理应要帮；但真正要帮起来，却不会是那么容易，往往忙活半天，真的帮不上忙---这年月，用哪部电影里的话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就算是谁家遗产丰厚米粮满仓，也开始要算计着过日子了。

当兵吃粮、干活挣钱，看似很简单的道理，是一个社会应该赋予每一个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在今天，这一权利不是十分容易就能得到了。我认为，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个资源相对有限甚至相对越来越少的社会，而且资源的分配尚没有找到相对公平的方式，于是这个情形很像我们小的时候看蚂蚁抬骨头，一块小小的骨头，被密密的小蚂蚁合力举起往回搬，旁边总会有不少的小蚂蚁仓惶地急急寻找，寻找或可以触摸到骨头的机会，哪怕是闻闻味呢。我那时候就想，这些急急找寻不到抬骨头的位置的小蚂蚁，它们相比那些汗流浃背肩扛骨头的蚂蚁又有什么不同呢？不同的仅仅是它们没有机会。

于是这件事情看起来确实很不公。但如果那时候的确没有第二块哪怕是很小的骨头，就真的无法可想了。

不过穷则思变，最好的办法是从哪里再弄来几块骨头；如果的确没有骨头可想，那就需要实行轮岗制度，一批蚂蚁抬一会儿，换另一批蚂蚁靠上去；如果上一批蚂蚁同意这么做把机会让给其他的蚂蚁，这件事情也好解决；如果上一批蚂蚁根本就不同意，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另一批的蚂蚁急了大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时候的结果可想而知。

我想不明白我现在算是哪一批的蚂蚁，但不管是哪一批，真要动起手来的时候，没有哪一批蚂蚁的日子会好过。而那时候，骨头是什么味道或者骨头是否还在哪里，已经不很重要了。

（照片：谭千秋老师的学生们送别恩师。）

前两天谈到教育的问题，我认为只是谈到了问题，而我终究说不出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解决。

今天教育所出现的问题，除了考试、升学等机制性问题以及学校管理、教师待遇等体制性问题，师生关系也会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这样一个问题不仅仅学生看到了，老师自然也不会视而不见。

今天正好是一周年纪念，举国同哀、举国同念。有朋友推荐我看一篇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的文章，题目叫做《重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其中有一段谈到地震当中的师生关系，让我很受感动和启发。我想，我所愿意看到的师生关系，正是文章中所谈到的这样一种伦理亲情，古朴但感天动地！

这一段摘录如下，权以纪念在地震中为保护学生而死难的老师们。

“这几年，老师被社会舆论批评很多。教育界不断传出各种丑闻：抄袭、受贿、奸污女学生……这一切都让我们这些当老师的痛心不已。
“然而，在这次大灾难之中，灾区老师们的表现岂止伟大，简直可以说都是圣人。这么多的中小学、幼儿园老师为了保护孩子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当房屋剧烈摇晃，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刻，他们本能想到的，不是自己的逃生，而是掩护学生出逃。绵竹市东汽中学的谭千秋老师在教学楼即将倒塌的一瞬间，将四个学生塞在课桌底下，自己像老母鸡一般，张开双臂护住学生，学生得救了，老师却倒在乱石之中。我看过一档凤凰卫视陈晓楠主持的《冷暖人生》特别节目“大地震中的北川中学”（这是我所看到的最令我感动的节目），北川中学的老师们，个个都是罗盛教和刘英俊。李佳萍，一个文文静静、胆子不大的女老师，出事那一刻，用身体死死抵住教室门，拼了命把学生一个个从教室中扯出去，到第36个学生的时候，天花板掉了 下来。几天后人们找到她，她的身体仍在教室里面，没有跨出门口一步。
“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的伟大和神圣从何而来？陈晓楠感动得不由问他们：你们也是平常人呀，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做？是的，这是一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老师，平时碰到他们，不会有特别的感觉，但在生死一瞬间却闪耀出“圣徒”的光芒。这种舍己救人的本能反应，一般只有母亲对自己的孩子才会有。我不由自问：假如我是他们，我能像他们那样做吗？我真的不敢保证。
“人的天性里面，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要让天使战胜魔鬼，最重要的，是要有亲情。面对陈晓楠的问题，北川中学老师们的回答轻描淡写：“我们早已将学生们视作自己的孩子，与亲生的一样。” 北川中学是一所住宿制的重点中学，学生大部分时间与老师同吃同住，师生情谊如同一家人，平时就有深厚的感情，一到生死时刻，老师们会本能地像母亲一般以生命守护学生。这些学生，是老师们的“大我”，是生命延续的一部分。“小我”（老师）存在的意义，就体现在守护“大我”（学生）的生命、让他们健康发展，哪怕牺牲“小我”也在所不惜。
“这样的师生之情，是伦理之情，经得起生死考验。这些年中国进入市场社会，师生关系也被世俗化了，有一些舆论将师生关系完全看成是市场的交易关系和服务关系。学生交学费，老师提供服务，学校变成一个非人格化的交易市场，师生关系扭曲为服务与顾客的关系，虽然顾客是上帝，但要服务得好，就要给红包和小费。顾客和服务者的关系不是伦理关系，它纯粹是一个契约关系。商业间的交易不会产生“小我”为“大我”牺牲的崇高。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超市发生了地震，营业员会死死抵住门框，让顾客先撤，至今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故事。
……
“这些大道理，平时说起来，似乎有点迂腐，过于理想化。但是，这次大灾难中的人性光芒，给我们一个启示：重建中国的人文精神，可以从重建人们的生活世界和伦理关系着手。北川中学不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当然也有反例。都江堰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范某某，在地震发生的一瞬间，一个箭步窜出课堂，拔腿便跑，连自己的学生都没有招呼一声。这也就罢了，事后还在搏客上大言不惭地说：“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
“虽然这仅仅是一例个案，但与北川中学的老师们比较，说明如今在我们的高校当中，人文教育是何等的失败，越是名校越是糟糕。不要以为读了几本鲁迅、陀斯妥耶夫斯基，就高人一等，就有了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与人文知识全然是两回事。人文教育说到底不是通识教育，而是一种人格教育，而这样的人格教育需要在一个人性化的伦理氛围之中，才能熏陶而成。在基层学校之中，倒还残留着一些古朴的师生之情，愈是名校，竞争愈激烈，人情愈淡。这位北大出身的年轻老师想必将自己的学生视为发泄一己知识快感的“客体”，或者是需要启蒙的愚众。魔鬼与天使其实并不遥远，圣魔之间，仅仅在于你是处于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是伦理的，还是功利的？”

“5.12”还没有到，“5.12”已经成为每一个人的惦记。

昨天晚上儿子问我：“您说地震一周年的时候再来看这场地震和一年前的时候有什么不同？”

我对儿子说，“要写作文吧？这可是周日晚上了，你怎么刚想起来？”

今天下午，邓勇发来短信：

“四川人民的生活写照：

去年在外面躲地震，今年在家里躲流感；

去年没事不要在房间里呆，今年没事不要到外面晃。”

四川人民果然幽默，昨天刚刚在成都发现全国“首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不知道为什么不称作猪流感了，难道是因为此名不雅？），今天就已经编到“段子”里了。不知道这一“写照”，可否回答儿子昨天的问题？

不过我倒是确实脑子里在想，一周年之后的今天再来看“5.12”，到底是有很多的不同了。

1.       去年“5.12”，四川地震袭来的时候我已经离地一个多小时，怀揣着任务去和德国人谈未来；今年这个时候金融危机已经把所有格局改变，很多欧美人在看中国是否可以帮助他们改变未来。

2.       去年“5.12”，来自全国父老乡亲一致的声音，要灾区人民坚强挺住相信一切都会过去；今年这个时候许多灾区孤儿、伤残人员奔赴祖国各地与男女老少共同联欢，鼓励大家积极向上，要有信心战胜一切困难。

3.       去年“5.12”，灾区人民及全国的父老乡亲相互激励，众志成诚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没有过不去的坎；今年这个时候我们承认世间确有所有商业合同中都会界定的“不可抗力”，人不可能胜天有做不到的事情躲不过的劫难就不要自己和自己为难。

4.       去年“5.12”，之前有人说捐10万元就可以建一所“希望小学”，今年这个时候，有人出300万元被指“你一边呆着去”，我想不是300万太高了就是10万元太低了，总之也许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

5.       去年“5.12”，“四川全省农村347.6万户农房受损、1200万人无家可归，需重建的永久性住房达126.3万户，需维修加固的农房221.3万户；城镇住房有31.4万套需重建，141.8万套需维修加固；”今年这个时候，“全省永久性农房重建已开工124.8万户，占重建任务的98.8%，已建成100.8万户，超过重建总户数的80%，221.3万户需维修加固农房已于去年底完成；全省已开工新建的城镇永久性住房达到13.8万套，占总数的44%，其中在建的10.5万套，建成近3.3万套，需维修加固的城镇住房目前已完成近72万套。”（据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387/9272407.html）

6.       去年“5.12”，有“朱坚强”与人一道抗震救灾同生死、共患难，今年这个时候“猪流感”了，或者是因为“经济危机”了，人们管不了那么多一斤猪肉价钱据说还不如一斤白菜了。

7.       去年“5.12”，志愿者像孤胆英雄舍生取义与灾区民众一个一个去牵手；今年这个时候，志愿者们不再孤单一队一队与孩子老人共建爱心的家园。

8.       去年“5.12”，人们揪心这么大的地震来袭这么多的人需要救援我们还能否成功举办奥运会；今年这个时候，我们担心鸟巢、水立方等如此宏大建筑奥运赛后怎样维护怎样利用才能物有所值。不过“5.12”周年之前我们就已经低调搬入奥体中心算是享受了奥运赛后经济的益处。

9.       去年“5.12”，虽然住房大面积倒塌但房价依然看涨想买也买不起；今年这个时候，虽然想买还是买不起但是住房价格绷也绷不住一个劲地往下滑。

10.    去年“5.12”，四川人最怕余震有家不敢回；今年这个时候，余震依然不断但所有人都已临危不乱没了余震还睡不香甜。

……

要说今年与去年“5.12”的不同，也许还有很多，但对我来说，可能最大的不同是坦然了许多，多大的困难、多大的灾难还能超过“5.12”？既然我四川的父老乡亲们都能够从地震的废墟里站起来，掸掸身上的尘土，坦然面对刹那间的一无所有甚至家破人亡，这世间还有什么沟坎不能迈将过去么！

“5.12”，让我们所有人都成熟，甚至让国家也更成熟。

一丝不舍中，收起雨伞，坐上老王的小面赶赴几公里之外的呈坎。

选择呈坎，原来只是为了不至遗漏不该遗漏的地方，因为根据诸多“旅行攻略”当中的介绍，呈坎是一个“自然八卦和人文八卦”相得益彰的千年古村，既然来到歙县，断然没有理由错过了。

果然，一进呈坎，一袭池塘豁然眼前，仿佛一幅精致的江南山水或是苏州巧雅的林园，让人眼前一亮便流连盘桓不忍离开。我去的当下，正值春花烂漫，红的桃花、粉的樱花还有叫不出名字的各色小花，妆点在绿色藤蔓之间缠绕了池塘旁边精致的木质庭台窗前廊下，让我怎么也不能相信其实我是置身于中土安徽的土地上。

池塘里一碧如洗，在雨后澄明的阳光下，绰绰倒影了一带粉黛徽居，眼前的景色不竟让人恍恍惚惚似要醉了。而忽然间，池塘边垂钓的村人一声欢呼，又把我从水光潋滟中拽了回来，还是人间啊！

进得村里，果然阡佰交通，徨若八卦。其实我对八卦一窍不通，在我看来就是摸门路不可得的意思。一条一条很窄很窄的青石板小路，石板中间顽强滋生着漫漫青草，往来穿梭，把诺大的村落排列成不规则的棋盘，好似一步一景，一步之后又一回头还是一景。多亏了我手里的“无敌兔”，装了8GB的存储卡，把这曲折的街巷以及街巷两旁用历史粉刷了的农舍细致地数字化了。

走了这么多的徽南古村，呈坎给我的感觉是：依然生活。村巷里荷了箩筐忙碌的老妇、携了书包牵着女儿放学回家的年轻妈妈、一个箭步窜到房后大缸前“方便”的孩童，以及蹲在村后的小河沿上把一把绿葱洗得绿里透白的和善男人，都让人眼前仿佛尽现油菜花丛后面袅袅娜娜的炊烟升腾，正像农家自制的豆腐，热气腾腾里透出的是朴实、敦厚。在一处院落的天井旁，无意间还让我撞上一位耄耋老人正在给另外一位耄耋老人用传统的剃刀理发，看他那驼着的背、慢条斯理的动作以及十分“专业”的工具和座椅，我分辨不出老人是否真的“专业”，但他这一手一定是很有年头了。

呈坎村中，还有一处不可不看的古老宗祠“宝纶阁”，又名“贞靖罗东舒先生祠”，占地五亩之多，三进院落及全木质的厅堂、殿阁气势宏伟、虎踞一方，可见当年罗姓家族的显赫气派，据说是目前我国保存最完好、建筑规模最为宏大的全木质宗祠，其布局、设计及用料，堪与故宫一比。这一结论我不好妄作评价，但站在大殿之下，抬头仰望其房柱顶梁，一棵棵原木精雕细刻，其色彩之鲜艳、图案之精美，让我这个鄙陋之人也不禁叹为观止。实在想象不出当年的罗氏是何等的富贵，落寞间，只剩下雕梁画栋人去楼空了。

说起徽南古民居，似乎不能不提到这里的牌坊。我的感觉中，徽南民风质朴，家族观念尤甚，因此像宗祠、牌坊便成为徽州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传承着其厚重、古朴甚至略带压抑的民风。而说起牌坊，便不能不去看看樘樾。

佩服我自己坚强的意志，从黟县到屯溪的当晚便拟定了次日行走的路线，希望把歙县传说中比较有名的樘樾、唐模、呈坎用一天的时间穿越一遍。

早晨起来，屯溪古镇下起了小雨。照例，我到汽车站买了一张去歙县的车票，与早起劳作的人们一起上了路。我的座位，正好在司机的旁边。说起来，到徽南多日，的确是不见同学们传说中的漂亮村姑。不过今天这位司机，却算是当地美女了，上身红色夹克配上深蓝色牛仔裤，再加上一副白手套，英姿勃发翩翩上路了。见我像是个孤单浪人，美女司机主动和我搭讪，把歙县范围主要的景点一一向我做了介绍，所幸和我拟定中的路线大致相当。所不同的是，美女司机告诉我，到樘樾并不需要到县城再转车，那样就绕远了，可以在中途下车，那里有载客的出租小面，到村里很方便的。

在徽南薄暮般的雨丝中与美女司机一路聊天，身后上上下下的乘客，有没有买票我已经没有印象了。按照美女司机的指点，中途下车，手搭雨棚紧跑几步，坐上了小面司机老王的蓝色长安。司机老王虽算不上英俊，却也落落大方，熟门熟路地把我带到了依然雨丝里的古村樘樾。

 樘樾牌坊，果然气度非凡，从村口一路向外，七座石质牌坊沿一条青石铺就、可相向穿行两架马车的甬道次第排开，每座大约八、九米高、九、十米阔，伟岸雄姿，在雨雾中与远处的明黄色油菜花与嫩绿色的胡杨树连成一片，让人可相见当年“光宗耀祖、衣锦还乡”的鲍氏先人及其家族是如何的门庭光鲜。见到往来的游人，村里人都喜欢用手指着牌坊上方豁然可见的两个大字自豪地说：“圣旨啊！”

“圣旨”二字，不今镌刻在村口大牌坊的上方，还有全文树碑于村子里的路口中央。樘樾除了让樘樾人至今依然感到无尚荣耀的牌坊，古老村庄上今天依然还保留了鲍氏家族的祠堂、书斋、居所等几百年传下来的家产家训。给我印象颇深的是至今依然让子孙们遵循的“鲍氏家风----礼仪廉耻、仁信第一，谦虚谨慎、虚怀若谷，孝悌敦睦、长幼有序……”此外在鲍家祠堂里，还悬挂着古时留下的父慈子孝、母爱女贤等风格的“宣传画”，以警后人。

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来，在徽南的这些日子里，我都没有见到过佛家的寺庙。想来，儒家思想是古徽州的主流精神，深入人心以至“百毒不浸”了。

刚刚看过中学同学王鸿飞关于教育问题的思考（http://www.kexue.com.cn/m/user_content.aspx?id=228257），题目叫做《教育是个什么问题？》，又看到一位朋友不知从哪里摘来的李阳先生关于做一名称职的教育部长的“施政纲领”（见附件），忽而就感觉，连我算在内，关心、担心、揪心教育的“闲人”已不在少数，不知道是否可以算作一个社会阶层了；而教育的问题，恐怕不得不被视作是一个真正而现实的问题了。

王鸿飞发问：教育是个什么问题？

我说，教育是关乎国家、民族未来的大问题！

中华民族，从来都是尊师重道崇尚教育的。但我们在开放搞活、发展经济的艰苦历程中，当我们欣然取得一定成绩正在成为一个实际上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经济强国的时候，我们却忽然发现，教育成为一个问题，而且是暂且无解的一个问题。

我很佩服李阳先生，还曾经到首都体育馆看他“煽忽”数万人高举手臂扯着嗓子“喊”英语。我不知道他的英语教学法是否还叫“疯狂英语”，但我知道他本人，确实是够疯狂的。以他不算年轻的两条腿，李阳不知道深入了多少学校、厂矿、机关，疯狂地推广他的英语学习方法，不知道走访了多少老师、学生，沟通切磋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不知道出版了多少书籍、光盘，希望把他认为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渗透到天南地北。在我看来，李阳可算作是“卖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一个理想主义者，又把自己的理想付诸艰苦的实践。用我朋友的话说，“可算血性男人。”所以我相信李阳先生应该非常了解我们目前的教育以及我们的教育体制以及他们所存在的问题。因此他才会如此不谦虚地发表“施政纲领”试图要当中国的教育部长。

我曾经试图把我所看到、感受到的所谓教育的问题整理出系列的文章，在整理的基础上真正能够提炼出可资参考的系统意见。但“试图”之后也就放弃了，因为我发现问题俯拾皆是，似乎每望一眼所看到的都是问题，那么我就不得不想，这个系统还有没有意义？

“试图”到这里之后我不在试图，近乎要失望甚至绝望。

好在我还能看到以王鸿飞、李阳这样的“血性男人”还在关注着教育并不惮于发表“施政纲领”，于是我相信这样一个阶层其人数也许并不在少数。至于李阳本人是适合继续“喊”英语还是适合转行当部长，已经并非那么重要了。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看到，从几天前开始，青年们已经同各级领导们开始一起快活了。

从小到大，因了五四青年节，我也曾经快活、激动过不知道多少次。但我一直不曾记得，在五四青年节这一天我快活、激动所为何来？是因为有半天假期？还是因为这一天会让我当时再省得我还是一青年？

毫无疑问，青年时光是一生中最为美好最可珍惜的一段好时光。但我竟都懵懵懂懂过来了，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思考过，五四青年节对那时候还是青年的我究竟意味着什么！

今天读到报纸上的评论，谓“当代青年是幸运的”，因为他们“衣食无忧，不需要像过去一样为生活发愁。”我想我的观点正好和这篇评论相反，今天的青年是不幸的，因为他们“衣食无忧，不需要像过去一样为生活发愁。”正因为他们衣食无忧不需要为生活发愁，所以大部分的青年人沉溺在蜜水当中不知道自己生活的意义究竟是为什么，难道就是为了自己的衣食无忧？

如果生活在1916年到1919年的青年们衣食无忧，也许就没有我们今天要为之纪念的“五四青年节”了。但“五四青年”所追索的德先生、赛先生，他们所希望达成的，却又是国家的发展和振兴，民族的富强和衣食无忧。因此好像我们并不能说，今天的青年们真正衣食无忧了，我们反倒要“哀其不幸”了。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首先，我们好像还没有真正达到“衣食无忧”的水准。至少，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还有上千万的人口连饮用水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也还有上千万的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需要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组织来“扶贫”；其次，虽然我们的人均GDP据说已经达到了3000美元，但距离腐朽中的美国人均3万美元的GDP，还差之甚远；再说，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衣食”，精神世界的富足才可算真正的富足，否则我们和正在流感中的Swine会有多大区别？

那么如果要说今天的青年不幸运，理由是什么？

我以为今天的青年之不幸，在于他们缺少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追求以及并不知晓应该怎样去追求，他们从一开始步入少年、青年的行列，就被边缘化了，他们很不容易看到，这个社会还是他们的社会、这个国家依然还是他们的国家。

今天的大部分老师们，已经不认为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更多地，少年们、青年们被看作是社会的问题和负担，因此从进入中学开始到有机会再进入大学，少年们、青年们听到更多的是指责甚至喝斥；看到更多的是以学分代替“三好”的残酷无情。

今天的这个社会，也不再为青年们提供实现理想的舞台，“毕业等于失业”的残酷现实让青年们看到这还不是一个公平的社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往往不能和有出身、有关系、有钱财同台竞技。我仿佛只看到，每当需要制造庆典气氛载歌载舞的时候，青年们才变得那么有价值那么容易制造歌舞升平。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和平的年代，大部分人真正衣食无忧却失去了生活的理想，于是今天的青年们没有机会为了民主和民族像五四青年一样振臂一呼，没有机会为了争取国家的自由和统一拿起枪杆子与侵略者刺刀见红，甚至没有机会义无反顾地响应号召上山下乡……社会对青年们说，“衣食无忧”了，你们多么幸福！大部分青年人相信了，满足了。

这是青年们的不幸，也是这个社会的不幸。

是以怀念“五四青年节”。